红色家风,在家书家训中流淌传承
栏目:红色文化 发布时间:2020-07-09

 编者按 

  家书家训,是良好家风的有形载体。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峥嵘岁月里,一代代共产党人所建立和倡导的红色家风,是我们党的传家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,要“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,向焦裕禄、谷文昌、杨善洲等同志学习,做家风建设的表率,把修身、齐家落到实处”。

 

  “父亲对我说,‘接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’” 

  讲述人:高波烈士之女 高安莉 

  烈士名片:高波,原名高如化,别号连峰,陕西米脂人。1913年生,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,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、第三旅敌工科长,八路军新十一旅第一团政委。1947年因叛军出卖在陕西被捕,1948年10月牺牲。 

高波烈士(中)。资料图片

  

高波烈士写给妻子的信。资料图片

  
  

  父亲去世时我才两岁,尽管没有得到父亲的抚养,但父亲仍是我一辈子的榜样。

  母亲告诉我,父亲曾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,能吹能拉。他常对同志们说:“部队宣传队要精干,一个人当几个人用,大家都要一专多能才行。”每当深夜,同志们都休息了,他总是跑到远处山头上刻苦练习。每次演出,乐队缺人时,他上乐队;台上缺人时,他跑龙套。

  父亲被捕后,母亲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已经牺牲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,父亲坚贞不屈,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

  在狱中,他给我母亲捎信说:“我和你与女儿在那里永绝了,我的牺牲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,是光荣的。我死,还有成千上万的同志。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!敌人必败,我虽死犹生。我的身体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去了,我的灵魂是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国民党毁杀的。要把女儿带大,接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,要女儿参军给成千上万的烈士报仇。你们不要悲伤,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。”

  父亲的教诲让我终生铭记。尤其是那句“接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”,时时回响在我的耳旁。中学毕业后,我原想实现父亲的愿望去参军,但因为视力不合格未能如愿。我想,只要继承革命遗志,好好工作也是一样的。

  经过刻苦努力,我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。在工作中,我时刻以父亲为榜样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深知,身为烈士后代,不能给父亲丢人,一定要把革命精神发扬到底,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国家。

  

  “父亲的革命精神常伴我左右” 

  讲述人:黄叔雷烈士之女 黄荷 

  烈士名片:黄叔雷,又名黄震,江苏常熟人,中共党员。1907年出生,1939年参加革命,任抗日民主政府安徽无为县县长。1941年任启海(启东、海门)新兵团参谋长。1946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十地委社会部工作。1947年被捕,1948年底牺牲。 

黄叔雷烈士写给妻子的信。资料图片

  
  

  我1岁多时,父亲就离家参加革命了,我只在照片里见过他。1945年,父亲回家住了3天,但他每天早出晚归,出门时我还在梦中,回来时我已经睡了。因此,那时我不太敢认他,始终没能开口叫一声“爸爸”,这成了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情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。在我13岁时,父亲牺牲了。

  长大后,我看到了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几封信,才知道了一些陈年旧事。在狱中,父亲一直很坚强,从来没有贪生怕死的表现。他在狱中写来的信里藏了许多暗号,询问我们的生活状况。在家书中,父亲特别嘱咐我们兄弟姊妹好好学习。他还专门关心我的身体:“荷现在还是读书时期,但是到徐市去饿一顿饱一顿,我真是为小女孩担忧——胃病,最好设法使她饮食调整,同时不可姑息——她离开了你,(我)不放心。”每当看到这句话,我周身便一阵暖流。

  长大后,我从事铁道设计工作,从来不曾把父亲的革命烈士身份写进档案。我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,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还记得1959年,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国家计划修建北京火车站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电气集中控制的火车站,由我们单位设计。车站的设计只完成了一半时,苏联专家撤走了。设计组全体人员表示坚决完成任务,为国争光。我们干劲十足,不分昼夜连轴转,图纸在桌子上摆不开就贴在墙上看,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。最终,车站建成了,我们感到特别喜悦。

  现在,我80多岁了,已经不能再为国家建设出力了,但父亲的革命精神常伴我左右。欣慰的是,我的儿女已经“接过革命的枪”,在工作岗位上一心一意为国家作贡献。我们会把父亲留下来的宝贵精神一代代传下去。

  

  “把‘听党话、跟党走’的家训传下去” 

  讲述人:晏春山等烈士家庭后人 黄德耀 

  烈士名片:黄德耀外祖母晏春山,1933年从事革命活动被捕。1935年2月,黄德耀的爷爷黄本富为革命英勇牺牲,一个月后,黄本富的弟弟黄成香参加红28军,于1940年英勇牺牲。黄德耀的父亲黄世祥被组织送到红28军。新中国成立后,因屡次负伤重度残疾的黄世祥回到家乡,先后任村干部、乡干部、新县县长、信阳地委巡视员。 

  “听党话、跟党走”,这是父亲在世时挂在嘴边的六字家训,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  我的外祖母,是被誉为大别山“江姐”的晏春山烈士。1935年,外祖母不幸被捕,为保护游击队,她把敌人引向远离队伍的鸡公寨大花台崖顶,高呼着“共产党万岁”跳下悬崖。留给我们的,只有一枚带血的耳环。不单是外祖母,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中,爷爷黄本富、小爷黄成香先后牺牲。接过沾满亲人鲜血的枪,父亲黄世祥、母亲潘凤英先后加入红军,听党话、跟党走,为新中国的诞生甘洒热血。

  父亲在世时,每月总是拿出自己半数以上的工资救助贫困群众,全家节衣缩食,甚至三岁的姐姐生病都凑不齐医药费。勤劳节俭、乐于助人,是和平年代里父亲最大的执着。

  1979年,我从部队转业进入检察机关,从一名书记员、助理检察员、检察员一步步成长起来。清廉奉公,是我对家人始终的要求。2002年,妻子瞒着我给我买了一件兔绒袄,我大发雷霆、坚决不穿,时至今日,这件衣服“躺”在衣柜整整18年了。

  6位老红军,3名忠烈魂。从小到大,我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而自豪,更觉得有责任把这种红色精神传下去。

  退休后,我到大别山干部学院担任特聘讲师,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担任义务讲解员,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讲述我的革命家史故事。去年9月16日,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接见了我们。我紧握总书记的手,介绍了我的革命家史。我向总书记保证,一定会传承好红色家风,不忘初心,永远跟党走。(记者张胜 张勇 王胜昔 王斯敏 通讯员景辉 王丽君 学术支持: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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